专家学者在宁座谈“南京审判70周年”
钟山宾馆黄埔厅礼堂，是当年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70年前，制造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等战犯在这里得到应有的惩罚。昨天，由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等主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协办的“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纪念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公审南京大屠杀案战犯70周年座谈会”在黄埔厅举行。
【现场还原】
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等被判死刑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肆屠杀、强奸、抢劫、纵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抗战胜利后，从1945年12月开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相继成立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对日本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案审理。从1947年2月6日起，对乙级战犯、原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进行了公审。3月10日，南京审判判决乙级战犯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在谷寿夫判决书中认定“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1947年12月18日，法庭还对杀人比赛的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和屠杀三百多人的日本战犯田中军吉进行公审，当庭宣判三人死刑。
【专业研究】
馆藏日本战犯审判档案全宗将出版
“南京审判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从法律上确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盟以及受害国的战争胜利，同时也是彰显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标志。”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张宪文说，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一起在东方世界构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屠杀等罪行严肃而理性的清算。审判过程中，南京民众踊跃检举日本战犯，向政府写了大量申诉书。审判一定程度上为惨遭日本侵略者虐杀的中国死难同胞讨回了公道，在战后为平复我国民众以及战争暴行受害者的创伤，有着重大的意义。
“但是，南京审判是我国第一次国际性审判，经验不足，也因为当时的政府原因，存在一些遗憾，大多数的日本战争罪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战后，日本右翼试图否定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攻击南京审判是单方面的审判，否定南京审判的合理性、合法性，甚至为谷寿夫鸣不平。”张宪文建议，当年曾经审理日本战犯的城市可以联合举行一次大型的研讨会；同时，组织学者加大对南京审判的研究和宣传。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说，二战结束之后，对于战犯的审理开始进入法制的轨道。东京审判是对甲级战犯的审判，国内的审判是对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审理，两者合力丰富了对战犯审判的层次。此外，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把个人带上法庭进行审理，在国际关系和刑法发展中是个重大事件，意味着个人需要承担应有的国际刑事责任，不能把所犯罪战争罪责全部推给国家。
座谈会期间还公布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牍介绍，他们准备和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合作，把馆藏的日本战犯审判档案全宗出版。“这个全宗档案是当时国民政府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所有档案，从来没有对外提供过，其中包括大量日本各级战犯在南京大屠杀等的罪行调查，有笔供、法庭记录、判决书等。对于研究战后日本战犯审判的情况和完整研究整个抗日战争历史起到很大作用。”
【后人讲述】
南京审判传讯1000多位中外证人和幸存者等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梅汝璈的女儿梅小侃昨天出席座谈会。她告诉记者，父亲梅汝璈几乎很少在家里谈论他的工作，记忆里更多地是父亲伏案奋笔疾书的背影。1962年，父亲发表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详细讲述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和辩论，生动地再现了法庭的场景和发生在南京的惨绝人寰的暴行，文中也涉及南京审判。后来，父亲就一直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本来计划写7章，因为种种原因写到第4章就被迫停笔了。
父亲去世后，梅小侃和弟弟一起整理这份书稿，并于1988年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东京审判的历史原貌。梅小侃说，因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她的年龄还小，并没有过多的问其中的细节，“现在很后悔。”
“70年前，父亲在此地伸张民族正义，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审判日本战犯，作为他的后人，我深感荣幸。”南京审判法庭法官叶在增的儿子叶于康说，父亲是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承办人之一，也是判决书的起草人。
他说，这个案子世界影响很大，审理一定要公正公平，证据一定要无懈可击。所以，父亲首先从调查取证入手，从受理面广、大量受害者的证词开始，亲自察看了屠杀现场的遗址，开了20多个分庭调查庭，传讯了有关中外证人和幸存者、被害人的亲属、目睹罪行者等1000多人。为了搜集罪证，父亲在南京奔走了两三个月。起草判决书时，他闭门思考，最后定为强奸、屠杀、抢劫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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