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第一国际商事法庭落户，看上了哪些前海“元素”？
6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对外公布《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针对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改革创新的首个重要文件。
《意见》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陕西省西安市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一天之后，两个法庭分别在两地揭牌并开始办公。
“第一国际商事法庭”为何落户深圳？记者采访后发现，除了深圳具有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较多外，还与深圳前海关系密切，该法庭包括域外法查明与适用，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做法，都与前海打造全国法治示范区的探索高度契合。
为何设国际商事法庭？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优势未充分发挥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5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执结涉外民商事案件20余万件，较上个5年增长一倍以上。
然而，涉外商事诉讼中仍不同程度存在涉外文书送达周期长、跨境调查取证难、域外证据公证认证程序繁琐、部分法官专业能力不足、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同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涉外法律服务水平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开放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已审议通过的司法解释，新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受案范围主要包括四大类：
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标的额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国际商事案件；二是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但是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且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准许的；三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商事纠纷；四是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框架内进行仲裁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国际商事法庭进行财产保全或者申请撤裁或者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
“其实，界定国际商事案件最重要的标志，一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二要有涉外因素。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或投资争端、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被排除在外，按照现有国际争端解决规则来解决。”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要求，接下来，应尽快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法律数据库及外国法查明中心，加强信息化管理和大数据分析，确保法律适用正确、裁判尺度统一。
而“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则是国际商事法庭的另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该委员会将由来自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精通国际法及其本国法的专家组成。中国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适用外国法时，委员会将为域外法律的查明和适用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前海提供了哪些法治经验？
适用域外法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已成亮点
为何最高法第一国际商事法庭选址深圳？最高法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是深圳毗邻港澳，处于开放前沿，具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独特区位优势，也是辐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经济支撑；另一方面，深圳及其辐射的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案件比较多，而深圳早已开辟了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此前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就选址前海。
“深圳在科技创新、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方面拥有领先优势。去年深圳出口值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10.8%，连续25年位列全国第一，深圳对外投资目的国超过120个。由此可能引发的国际经贸纠纷在所难免。”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高自民说。
数据显示，深圳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前海法院作为集中管辖深圳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的法院，2016年的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较2015年增长1.5倍，涉案标的额增长3倍，累计受理4274件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审结3005件，受理涉港案件3100件，数量为全国第一。
记者梳理后发现，从最高法第一国际商事法庭所披露的情况看，其中不少做法与近年前海的法治建设经验相吻合。
比如，最高法中国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基地此前已落户前海，前海法院还建立了港籍陪审员及法律查明专家陪审机制，并选任了一批具有普通法学习背景，熟悉国际法、国际经贸规则的专家型法官。适用域外法审理域外民商事案件早已是前海法治探索的一大亮点，并成为吸引港企入驻的重要影响因素。
“凡起诉选择适用域外法，法院将穷尽各种查明方式保障适用域外法得以实现。”前海法院院长闻长智说，截至2018年4月，该院共有37件案件当事人选择适用域外法，35件在合同中选择适用香港法、1件选择适用日本法、1件选择适用美国法，适用域外法调解成功案件6件、判决14件。
另外，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在前海形成。就调解而言，深圳国际仲裁院（以下简称“深国仲”）和前海法院已分别牵头创建了粤港澳商事调解联盟、前海“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前海“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共聘请了76名外籍和港澳台籍调解员。就仲裁而言，深国仲还通过“调解+仲裁”实现独立调解与独立仲裁相结合，探索出了六种快捷、有效的商事争议解决模式。
对深圳及前海今后有何影响？
“提升了中国和前海的国际司法公信力”
“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和第一国际商事法庭都已经选址前海，司法终审权在前海落地，使得前海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两审终审审判体系，提升了前海国际司法公信力。”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局长杜鹏说。
与此同时，杜鹏表示，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深圳金融法庭此前已在前海挂牌成立，深圳知识产权和金融案件二审也统一由前海管辖。而前海法院作为综合性司法体制改革示范法院，已形成50多项全国领先的司法体制改革经验，在民商事领域适用香港法律判案35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此外，前海蛇口自贸区检察院是全国首家自贸区检察院，深国仲建立了全国唯一一个以国际化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11名理事超过1/3来自香港和海外。“完备的法治生态体系已在前海形成。”杜鹏说。
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黄亚英认为，在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方面，仲裁相较诉讼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深圳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将为仲裁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商事仲裁领域，深圳是重镇，特别是深圳国际仲裁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深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作出了贡献，也在与世界知名的法律机构合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据悉，《意见》还提出，支持具备条件、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内调解和仲裁机构开展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和仲裁；支持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参与国际商事调解，调解书可经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鼓励国内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仲裁机构建立联合仲裁机制，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仲裁员，法院在便利、快捷司法审查的基础上积极执行仲裁裁决。
“吸引优质专家资源参与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必将极大提升中国司法的公信力，提高涉外法律服务水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相关负责人说。
采写 南方日报记者 陈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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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商事法庭”为何落户深圳？记者采访后发现，除了深圳具有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较多外，还与深圳前海关系密切，该法庭包括域外法查明与适用，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做法，都与前海打造全国法治示范区的探索高度契合。
为何设国际商事法庭？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优势未充分发挥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5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执结涉外民商事案件20余万件，较上个5年增长一倍以上。
然而，涉外商事诉讼中仍不同程度存在涉外文书送达周期长、跨境调查取证难、域外证据公证认证程序繁琐、部分法官专业能力不足、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同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涉外法律服务水平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开放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已审议通过的司法解释，新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受案范围主要包括四大类：
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标的额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国际商事案件；二是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但是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且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准许的；三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商事纠纷；四是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框架内进行仲裁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国际商事法庭进行财产保全或者申请撤裁或者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
“其实，界定国际商事案件最重要的标志，一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二要有涉外因素。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或投资争端、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被排除在外，按照现有国际争端解决规则来解决。”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要求，接下来，应尽快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法律数据库及外国法查明中心，加强信息化管理和大数据分析，确保法律适用正确、裁判尺度统一。
而“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则是国际商事法庭的另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该委员会将由来自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精通国际法及其本国法的专家组成。中国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适用外国法时，委员会将为域外法律的查明和适用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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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在科技创新、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方面拥有领先优势。去年深圳出口值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10.8%，连续25年位列全国第一，深圳对外投资目的国超过120个。由此可能引发的国际经贸纠纷在所难免。”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高自民说。
数据显示，深圳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前海法院作为集中管辖深圳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的法院，2016年的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较2015年增长1.5倍，涉案标的额增长3倍，累计受理4274件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审结3005件，受理涉港案件3100件，数量为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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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南方日报记者 陈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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