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庭柏回顾芜湖改革开放（五）
争取长江大桥立项
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就为芜湖规划了长江大桥。建国后，毛主席在50年代初提出要在芜湖建长江大桥。安徽省和芜湖市在1958年开始筹建，成立了大桥建设指挥部，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担任指挥长，市委书记杨明担任副指挥长，选定了桥址并且进行勘察。由于灾荒和文革的耽搁，未能正式上马，但大桥建设指挥部的牌子和大桥选址的界桩仍然保留着。改革开放后，南来北往的火车、汽车和行人的流量显著增加。高峰时，一天的人流量达35000人。长江天堑，严重阻塞了作为华东第二通道的交通，严重阻碍了芜湖乃至安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每天江上直行船只有2000多航次，横渡的船只有290多航次，全部在江面平交，随时都有碰撞的危险，落水伤人事故经常发生，也严重威胁着出行人的安全。因此，建设芜湖长江大桥日趋迫切。1983年，芜湖市成立了长江大桥筹建办公室，重新开始了筹建工作。从那时起，每年都有几次向省、国务院的报告，每年对全国人大和省人大都有提案，大桥办主任丁庆龙及市里有关领导同志也早已开始了“跑大桥”的长途跋涉。跑了四五年，办公室的文档汗牛充栋，但项目毫无进展，而且在关键时刻总是阻力重重。具体表现为两大争论，一是公路桥和铁路桥是合建还是分建，二是芜湖桥和铜陵桥谁先谁后。
关于合建和分建问题。铁道部主张合建，交通部主张分建，国家计委倾向合建。芜湖“跑大桥”者在交通部和铁道部两大机关之间来回汇报，年复一年。铁道部认为，凡是通铁路的地方修长江大桥，都必须是公铁合建，节省材料节省工期。交通部认为不节省，不但不节省，两桥合一，还影响桥的牢固性和使用年限……1989年交通部长到安徽来，名义视察芜湖、铜陵两座大桥，实际上是应铜陵邀请看大桥的。那时，铜陵连个过江道路也没有；但铜陵要建的是单一的公路桥，如果建成，则是交通部在长江上单独建设的第一座大桥。
……
1991年，铜陵大桥一帆风顺地动工了，芜湖人才又重新开始了“跑大桥”的艰难跋涉。1991年下半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所有领导人来，我们都提大桥。李鹏总理听了详细汇报后说，芜湖的位置很重要，芜湖建长江大桥是必要的。当场交代国家计委主任叶青予以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是从江北过来的。在过江轮渡上他感叹长江之汹涌澎湃，我乘机说，总书记呀，万里长江少一桥啊！回到合肥他记住了这句话。在听汇报时得知分建合建之争时，他批评这种现象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听说总理表态支持，他说我和总理是保持一致的。最后到来的是邹家华副总理。那是1992年的1月份，正是寒冷的冬天。邹副总理是分管国家计委的，我们商定，这次接待视察的重点是主攻大桥，而且着重从安全意义上汇报。视察长江时，不坐车，专门开一条小船，从八号码头下水，顺流直下四褐山。这一路上他看到火车、汽车和行人的轮渡有6道，特别是看到火车轮渡一次只能渡两节车厢，战战兢兢过江的场面，他说这太艰难了。我趁势向他汇报了七十年代安庆轮渡与驳船相撞，一次死亡100多人的特大惨痛事故，使他更加深了印象。
邹副总理决定第二天过江到合肥，那天早晨大雾。本来决定八点过江，九点雾还没散。一夜之间，有几百辆汽车被阻，排队长达两公里，一直排到团结路。到九点四十分，在两辆摩托艇护航下，邹副总理才得以乘轮渡过江。长江两岸交通阻塞的状况，使他印象更深刻。我在干部大会上描绘这段情景，然后说了一句：“天助我也！”说得大家都乐了起来。
这是春节前的事。过了春节，我就年满六十岁，该从一线退下来了。我对争取大桥立项，有一种特别的紧迫感。同时，我也预感到，邹副总理视察之后是一个最好时机。3月，我和市计委主任钱阳葆等人，又踏上了进京之旅。一到国家计委，交通司司长李端绅就传给喜讯，说邹家华副总理从芜湖回来，就在国家计委说过，“芜湖长江大桥非建不可，而且迫在眉睫。”李司长说，现在就等铁道部和交通部的态度了。他劝我们赶紧做两部的工作。那天清早，我们就来到交通部。现在的交通部长是黄镇东，因为前两天已经把报告送到了综合司，今天是来催他们签署意见。综合司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在门口等了半天，不让进。我气不过，大喊了一声：请你们司长出来！我一个市委书记到国家机关办事，就好比一个生产队长进城，你们竟然连门也不让进，什么道理？我这一喊，旁边的人也跟着叫起来，闹成一片。办公厅主任闻讯赶来调解，把我们让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安排了一位余副部长接见。余副部长正在跟江西副省长带的一帮人交谈。我在等候期间，跑到走廊透透气。正好黄部长出来送客。我一听是部长，就迎上前去说：“黄部长，我是安徽芜湖市委书记到交通部来汇报的，在这里等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给我半个小时，听听我的汇报？”他说：“怎么不能！一个小时也行。”
听了汇报，他很明确地说，芜湖长江大桥很重要，我支持芜湖建长江大桥。安徽有人说我不支持芜湖长江大桥，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分建还是合建，最后由国家计委协调。如果是公路桥单建，我还要帮你们建成芜湖一景呢。部长的这个态度使我们喜出望外。当场就将他的讲话整理复印出来，报送国务院和国家计委，同时也发给了黄部长本人。
这时，交通司司长李端绅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他说，既然邹副总理认为芜湖大桥很紧迫，交通部也表了态，你们动作就要更紧迫一点。最好让安徽省委省政府写一份请求建设芜湖长江大桥的紧急报告，可能会引起国务院的进一步重视。我觉得有道理。我自己动笔，连夜以省委省政府名义起草了一份紧急报告，传到省委。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詹夏来亲自为我们打印后，通过机要报到了国务院。可能就是这份报告最后起了作用。
1992年4月6日一大早，我们接到国家计委主任叶青的电话，让我们上午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一行五人像排队一样，坐在他的对面。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国务院正式批准你们建设芜湖长江大桥。先立项，其他问题再协调。文件随后就到。他要我们回去以后，抓紧时间，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几个人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看到大桥办主任丁庆龙热泪盈眶。
对于一座特大桥梁的建设来说，立项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尽管芜湖这一步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据了解，立项后又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所以直到1997年才动工，2000年建成通车；而铜陵长江大桥通车时间是1995年，我们的大桥整整推迟了五年，让我不幸而言中了。
迟到的芜湖长江大桥，承担着更加繁重的任务。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桥的负荷很快就超过了设计的流量。值得庆幸的是，芜湖长江二桥，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即将顺利建成，商合杭高铁芜湖大桥和城南隧道也已开工兴建。这些新的桥梁和通道，将会助推芜湖走上更加宽广的快车道，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文摘自2016年9月市档案局、市老干局、市广播电视台对金庭柏同志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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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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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副总理决定第二天过江到合肥，那天早晨大雾。本来决定八点过江，九点雾还没散。一夜之间，有几百辆汽车被阻，排队长达两公里，一直排到团结路。到九点四十分，在两辆摩托艇护航下，邹副总理才得以乘轮渡过江。长江两岸交通阻塞的状况，使他印象更深刻。我在干部大会上描绘这段情景，然后说了一句：“天助我也！”说得大家都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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