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也能如歌
88岁的邹容瑛是同学们最想见的老师。
他们中的很多人50年没见面了。
“老三届”母校门前高唱校歌。
当年同窗姐妹花，如今再聚首。
回忆录《我和我的一中》作为礼物，人手一本。
初夏的一个晚上，刘若昕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突然发现手机里多了父亲一连十几条微信。
这是父亲进入今年“失联期”以来，头一回主动发这么多微信。意外的是，全部是文稿，是父亲和老同学写的关于母校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的回忆。刘若昕好奇，饭也不吃了，坐在沙发上一篇一篇开始看。每一篇都很长，带着浓浓的“年代味儿”，可是看着看着，她的眼角竟热气腾腾起来。
父亲刘彬有一个特殊的年代身份：“老三届”。刘若昕还不知道，这些文稿被父亲他们印制成名叫《我和我的一中》的回忆录，作为礼物，发到了7月27日参加哈一中“老三届”毕业50周年师生联谊会的同学手中。这场联谊会，他们筹备了一年。哈一中“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在册有1100余人，刘彬统计了一下，这么多年有音信的同学中，100多人已经不在了。就在这次报名短短一个月内，又有两名同学相继离世。这让他意识到，“要抓紧，不然来不及了”。
母校就是乡愁
50年过去，芳华容颜几近面目全非。他们竟能把皱巴巴的黑白照片里那一张张笑脸，和现在这布着皱纹的脸一一对上。“你看，明明一点儿都没变嘛……”
高三四班的张雅范，已经十几年没见过这么多同学了。她一迈进哈一中校门，就钻进人群使劲找自己班的班牌。一见举牌的是个熟脸儿，这位72岁的老人一把将包扔到地上，不顾一切奔过去拉对方的手，将那手摩挲在自己布满皱纹的手掌里：“是你吗？咱俩多少年没见啦……哎可别说，我真想你！”
高二六班的周继堂没忙着和同学叙旧，而是站在操场这500多张椅子的后方开始查数。他上学那会儿是体委。这个习惯至今延续到每次聚会：他负责统计名单上的人来没来全。
很多同学守在校门，见到想见的同学，先用力拍后背，再紧紧挽住胳膊。偌大的操场一下子喧闹起来，他们迫不及待拥抱、交换微信。人人激动得拔高嗓门，对着耳朵说都听不见……
原本摆放整齐的座位，很快变成三人两伙团团围坐，像开小联欢会似的。这边圈儿，三个年级的女生组了个合唱团，约好一会儿穿“花布拉吉”唱校歌；那边圈儿，有同学提了个同学名，别人马上一挥手：“哎呀！肯定丢不了，一会咱们就上他们班抓人去……”几张皱巴巴的老照片被传了十几个来回，每个人竟都能准确将照片里所有年轻的脸和现在布上皱纹的脸对上。“你看，明明一点儿都没变嘛……”
这是这群“老三届”高中生第5次师生联谊。上一次是22年前。他们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传统特色”，就是三个年级搞大联欢，这次通过学校十几个微信群报名，达到“史上最大规模”：“老高一”出动了200多人，“老高二”和“老高三”都有100多人。这群学生大多数生活在哈市，“上海姑爷”不少，还有在外地工作或是随儿女在异乡生活的“老漂”。还有同学是专程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赶来的。
刘彬负责对接联谊会流程。他有些没想到的是，校园仪式结束后，同学们没有着急赶往饭店，而是“呼啦”涌进校舍，钻进各班教室，久久不愿出来。
高一四班，班干部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回家的感觉真好”。所有同学将胳膊支在课桌上，向着记者的镜头，全部举起手来。教室已不是当年原貌，课桌椅都换了几十茬；老师已是耄耋之年，这些头发花白的学生也年近古稀。他们中，很多人整整50年没回过学校。“能来的基本都在这了。想当年咱知青那会儿，校园里坐了一广场人呐……”
大家说笑着，齐刷刷往窗外看，泪水慢慢涌了上来……
这是这次联谊会人数最全的班级。班长蒙宏站起身对记者说：“报告记者，高一四班，应到52人，实到37人。”
往事并不如歌
学生时代的记忆，成为支撑他们在特殊岁月里的动力：仿佛一小块阴燃的煤，轻轻一拨，就能让他们“燃”上好久。
50年前，哈尔滨上山下乡的热潮远比“秋老虎”更热。19岁的苗盛华拎着一包只有几件衣裳的行李卷，挤进火车站月台。
同行的人中，大概没有比她更单薄的行李了。火车徐徐开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同校初、高中6个年级的同学们和她一样，先后离开了故乡。
“我家9个孩子，一下子走了5个，我小妹下乡那年不到16岁。”苗盛华后来听家里人说，不到两天母亲头发就全白了。
一代人的命运被时代裹挟到农村，发生了转变。刘若昕极少听到父亲刘彬关于那段岁月的抱怨。这个在女儿眼中“最会活跃气氛”的老头，每年六七月份，都要从北京出发，一路跑到天津、上海，再回趟老家哈尔滨。与女儿一两个月“失联”的父亲，只做一件事：把全国各地老同学约出来“攒饭局”。
这几乎是如今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同学情分”。因为父亲，刘若昕查了很多历史资料，她意识到，历史让这一代的感情注定胜过任何年代。“老高中”当年上山下乡、参军、就业，最多的在学校度过5年。大家曾一起学习、劳动，下乡后又突破班级、学年界限，形成新的组合。工作后，很多人又凑到一个单位。甚至有很多同学是同一个小学和幼儿园的。在那段“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一天三顿饭，围着太阳转”的七八年农村日子里，他们是从“耍伴”到“同窗”的关系，更是“荒友”甚至是睡在一个通铺的“炕友”关系。
那浓得化不开的情分，支撑他们度过了那段绵长时光。刘若昕时常觉得，父亲组织同学会，是带着一种“办家宴”的心态。
这些从天南海北赶过来、50年后再聚首的同学们，如今坐在饭店里，伴着舞台上同学们的歌声，频频举起酒杯。他们并未感觉到生分。好多人知道彼此家里几乎所有事：谁家哥哥干啥呢，妹妹干啥呢，谁家生小孩了，打不打算要二胎……
他们每周要聚好几次。聚会，如今成了他们晚年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但聚会消息在微信一发出，就像吹响了集结号。
当年，也像听到集结号一样，年轻的他们上路了。“我们那代人其实很纯粹，心里一点儿‘杂质’都没有。”苗盛华说。
他们像亲人一样聊家长里短，对过去的事回忆不多，“用不着回忆，一直在大家心里呢”。苗盛华和老同学偶尔也会在饭桌上回忆当年那些苦中作乐：“咱有女同学胳膊特别细，咋挑起100斤重的扁担呢……”“有女生去喂猪，连猪啥样都没见过……”“有人住在粮仓里，晚上能听见狼叫，可真亮了……”
重回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年“老三届”最流行一句话：“三、六、一、十八，清华加北大。”
——“一中体育器械还是很全的。一到课间，打篮球、托排球、打羽毛球，玩单双杠和吊环的……想起那时我们几个从来都是上课铃响过最后一声，汗流浃背，夹着乒乓球拍最后跑进教室的。课间教室里也热闹非凡啊，有人拉二胡，有人吹小笛儿，有人拉手风琴，还有人吹口琴……高三下学期，学校决定让我们参加第六届‘哈夏’音乐会中学生专场演出。”
——“一中离松花江很近，走路用不上10分钟。近水楼台造就了我们一大帮喜欢到松花江戏水的男儿。当时还模仿毛主席横渡长江，我们响应学校号召，五月横渡松花江，当时水温只有13℃。”
——“学校有射击队。我们把火柴盒系在柳树条上，离着好远的距离都能打中。这么说吧，有些当兵的打枪都打不过我们。”
——“冬天一下雪，一中学生每人自带铁锹、扫帚等扫雪工具，提前到学校扫操场。没有老师，没有通知，但大家一定会不约而同提前到校。那时候班级的地面、窗台、窗棂都要刷彩色油漆的，都是我们同学自己一刷子一刷子完成的……”
……
他们将几十年来深埋于心的或零碎、或模糊、或鲜活、或生动的点滴，写进那本回忆录里。回忆录的电子版在哈尔滨“老三届”的朋友圈里迅速传播开来，甚至有三中和14中的“老三届”找到刘彬，要买印刷版珍藏。
当年，他们怀揣着大学梦考入一中。在这群“老三届”的记忆里，“母校跟三中难分伯仲”。刘彬经常跟女儿“显摆”自己的学生时代——没有网络和太多娱乐，可是“生活的阳光总能照进心底”。
那种教育，不是说教，更不是命令。哈一中始建于1912年，前身是哈尔滨鲁人同乡会创办的“鲁人旅哈学校”，是当时中国人在哈尔滨建立的最早的高级中学。在哈一中校史馆馆长、校友办负责人范山珊看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中会聚了一大批来自全国的优秀教育家，让一中拥有“哈尔滨黄埔军校”的美誉，也成为一代“老三届”最难割舍的情意。
同学们依然清晰记得那些“牛闪闪”的老师。“老高三”董秀芝在回忆录里这样表达对当年英语老师蔡光霞的喜爱：“随着铃声，一位有一米七五大个儿的男老师，像一阵风一样，两步踏上踏板，几乎是跳上去的。瞬间，教室里发出‘哇’的赞美声。他高挑个子，留着‘毛式’头型。最有特点的是他脸上那个‘鹞式’鼻子，太欧化了！他竟穿一套藏蓝色燕尾领的西装，用现代话说简直‘酷毕’了！”
“老高三”李丽鸿的母亲是一中语文教师。她的记忆里，那代老师是太过认真的一代人。“母亲曾说：如果我死了，你在我身上扔几本我学生的作文本儿，我就还能坐起来批！”
那是一个“校长能记住所有同学名字”的时代，也是一个“自觉上晚自习到九点”的时代。那是一个“生病了全班同学会来家探望”的时代，也是烙在“老三届”内心深处一生难忘的纯真时代。
他们抱团
与过去和解了
这正是让他们历经千帆，多年后还能坐在一起海阔天空的原因。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相逢一笑泯恩仇”。
“老高一”贾平是“老三届”高中微信主群的群主。2012年刚有微信那会儿，她取了个谐音群名叫“逸中老山界”，意思是“大家都安享晚年”。
现在，她的手机里有十几个“老三届”的群。每次得知又有同学离世，一群群年过古稀的老人便在群里用“点蜡烛”的方式悼念。“刚开始那几年受不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互相道别’的年纪了。”贾平对记者说，“我发现人一过七十，啥都看开了。”
这次联谊会，只用了两三天，就报上来500多名同学。“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见一回少一回了。”她说，都觉得这么大的聚会，以后肯定没了，“使劲儿也要来”。
现在，他们又坐在一起了，更愿意聊现在。岁月过滤掉“记不得”的，留下来“想要记得的”。
高三二班的班长潘世平，用轻松的语气向记者讲起那段特殊岁月的重创，包括遭遇两次重大家庭变故。他说自己得过两次抑郁症，幸亏有家人和同学，才一路挺过来。
面对年轻的记者面孔，他们也愿意聊聊过去。聊着聊着，泪水又来了。羞涩，又难掩尴尬，胡乱在脸上抹一把：“你说这人一老，眼泪就多……”
他们经历了懵懂、激情、彷徨，经历了渴望、喜悦、成熟，曾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忧愁。他们抱团取暖，也最终抱团和过去和解了。
潘世平说，1977年恢复高考，同学们有怀孕的，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但都不甘心，拼命挤时间学习。“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作表率。”
联谊会接近尾声时，同学们迟迟站在饭店门口不愿离开。有人使劲拉过一个同学的手，托在自己掌心，再用自己另一只手捂盖上去。
这似乎是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习惯。彼此的手掌反复摩挲，他们说：“过两天咱还聚呢……咱都要好好活着。”
“老高一”李爱霞就要回日本了。
她母亲是日本人。改革开放前她随父母去日本定居。过去9年时光，她每年都回来。两年前，她用3个月签证在这待了83天，参加了77次聚会。
“我全部的中国记忆，就是同学们。”她经历了日本大地震，经历了父母离世，没有兄弟姐妹，如今独居。她每天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同学微信群里。不久前大阪地震，她一天收到了76名同学的微信。“我从未孤单，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
说到这，她的泪水漫上来。这个孑然一身、“拼了命往回跑”的老人对记者说，这很有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回来了。
“我今年71岁了。”她说，“我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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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群“老三届”高中生第5次师生联谊。上一次是22年前。他们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传统特色”，就是三个年级搞大联欢，这次通过学校十几个微信群报名，达到“史上最大规模”：“老高一”出动了200多人，“老高二”和“老高三”都有100多人。这群学生大多数生活在哈市，“上海姑爷”不少，还有在外地工作或是随儿女在异乡生活的“老漂”。还有同学是专程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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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如今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同学情分”。因为父亲，刘若昕查了很多历史资料，她意识到，历史让这一代的感情注定胜过任何年代。“老高中”当年上山下乡、参军、就业，最多的在学校度过5年。大家曾一起学习、劳动，下乡后又突破班级、学年界限，形成新的组合。工作后，很多人又凑到一个单位。甚至有很多同学是同一个小学和幼儿园的。在那段“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一天三顿饭，围着太阳转”的七八年农村日子里，他们是从“耍伴”到“同窗”的关系，更是“荒友”甚至是睡在一个通铺的“炕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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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也像听到集结号一样，年轻的他们上路了。“我们那代人其实很纯粹，心里一点儿‘杂质’都没有。”苗盛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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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世平说，1977年恢复高考，同学们有怀孕的，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但都不甘心，拼命挤时间学习。“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作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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