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朝古都·魏】惠王问策:“亚圣”孟子游大梁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开封作为魏国的首都繁盛一时。虽然历经风雨,万千宫阙早已深埋地下,但在我市依然留存着那段历史的痕迹。老城区东北部有全世界仅存的纪念孟子客居大梁的“游梁祠”遗址,它见证了“孟子见梁惠王”这则流传千古的历史典故。
孟子赴魏 倡导民本与和平
9月24日,记者来到龙亭区游梁祠东街、游梁祠西街,这两条街巷以祠而得名。在这里,一块于1992年设立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日夜守护着空空如也的孟子游梁祠遗址。孟子游梁祠遗址只有两通石碑——《游梁书院记》和《重修游梁祠碑记》。《游梁书院记》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周围绕有龙纹;《重修游梁祠碑记》立于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碑额周围有二龙戏珠图案和“流芳百世”四字篆书。虽然二碑风化腐蚀严重,字迹漫漶,已不成文,但孟子游梁祠却是一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文化和史学地位的古迹,它使开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内外更加具有历史与文化上的感召力。
据史料记载,孟子游梁祠始建于孟子去世1300多年后的宋代,是为纪念孟子在战国时期到魏国游说仁政而建立的。虽然孟子游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这次游说却以其独特的思想光芒著称于世。
公元前335年,魏国梁惠王在国都大梁标榜招贤,孟子闻讯率众徒前去宣传他的仁政之说。但是梁惠王和后来即位的梁襄王都不看好孟子的主张,孟子及其弟子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大领地,醉心于兼并战争。魏国从李悝变法开始,国力大为增强,曾威震诸侯,独霸中原。但梁惠王即位后,在孙膑的指挥下,魏军数败于齐。尤其是马陵一战,庞涓被杀,太子被俘。此时,秦国商鞅大举伐魏,迫使魏国献河西肥沃之地求和。公元前328年,魏国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国。公元前323年,楚国的柱国昭阳领兵大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梁惠王希望求得治国良策,实现富国强兵。
此时,在历史上有着“亚圣”之名的孟子登上了历史舞台。孟子名轲,出生在邹国(今山东省邹县)。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为了孟子求学,孟母“三迁其居”“断机教子”,终使他学有所成。当时游说之风盛行,各派人物纷纷游说诸侯。孟子也带着弟子风尘仆仆辗转奔波于列国之间,慷慨直言,宣扬自己的“仁政”主张,希望通过游说诸侯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然而,在各国君主看来,他那套理论不切实际、不合时宜,难以实现。他的建议大多受到排斥,基本主张几乎完全遭到拒绝。
虽然碰壁而归,孟子却痴心不改。听说梁惠王欲招纳天下贤士,他心中燃起希望,在55岁时再次出游,千里迢迢来到魏国都城大梁。
孟子的大梁之行是孟子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据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洁介绍,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流传千古,均收录在《孟子》中。《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梁惠王下》分别为《孟子》的首篇、次篇,而《孟子》开篇即为:“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当时,梁惠王对魏国连吃败仗深感耻辱,决心一雪前耻,便问孟子如何实现富国强兵: “我们国家以前是晋国,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强大的了,这是老先生所知道的。但是,现在我们却败给了齐国,我的长子也牺牲了,西边又丢失给秦国七百里地方, 南边被楚国欺侮,吃了败仗。对此我深感耻辱,想要为死难者洗恨雪耻,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百里见方的小国也能够取得天下。你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罚,减轻赋税,提倡深耕细作,让年轻人在耕种之余学习孝亲、敬兄、忠诚、守信的道理,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敬重尊长,这样,就可以让拿着木棍的百姓打赢盔甲坚硬、刀枪锐利的秦、楚军队了。”初见梁惠王,孟子就以“仁义”之说规劝他。
梁惠王抱怨说:“我对百姓够尽心了,没有哪个国君能像我这样为百姓操心的,为什么我们魏国的百姓并不见增多呢?”孟子则以“五十步笑百步”这一比喻巧妙地讽刺了轻民好战的梁惠王,并指出只有推行仁政,天下百姓才会投奔魏国。
“施仁政,行王道”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认为君主要与民同乐,不能独享其乐、先享其乐。
千载之后 孟子思想受人推崇
但在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孟子坚持“仁义”思想,倡导民本与和平,反对不义的战争,这是没有市场的。他在大梁极力游说梁惠王贴近百姓、施行仁政,并声言唯有如此才能如其所愿,一统天下。梁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也在意料之中。英雄报国无门,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像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虽没能在魏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却播下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种子。孟子的思想在千年之后的北宋终被统治者所重视。
北宋时期,孟子思想的地位大大提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北宋以及唐朝以前,孟子及其思想的地位不高,但伴随唐宋间儒学思潮的复兴,社会上出现了“孟子升格运动”。此后,孟子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受到官方封爵,准许配享孔庙;孟子其书也由“子”升“经”,悬为科举功令,进而超越“五经”而入“四书”之列。
至于“孔孟之道”成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更是在北宋以后。孟子的“亚圣”之名从未被北宋以前的官方所认可过,孟子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孟子其书也只能归入“子部”一类。在北宋以前的官私文献中,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大约在中唐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韩愈是最先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之后的人,他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集》卷十一《读荀子》还这样记载:“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
北宋立国之后,儒家学者更为理智与冷静,他们认真反省儒学日渐式微的原因。通过反省,他们发现一直不被人们看重的孟子的思想中居然蕴藏着完全符合时势所需的思想资源:孟子不但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还超越孔子构建了以“性善论”为基础、仁政思想为核心,重视内心修养为特色的完整学说。孟子其人其书开始受到北宋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和推崇。
修建祠庙 向后人播撒仁爱
孟子去世1300多年后,北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方在孟子的家乡邹里始建孟庙,而且这是全国第一处祭祀孟子的祠庙。
随着孟子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国都开封建立一座祭祀孟子的祠庙已成必须。孟子游梁祠的建造时间应晚于孟庙,地址在东京(今开封)里城西南方(今包公湖一带)。
有史料记载,落成于东京里城西南方的孟子游梁祠,气势恢宏,乃当时京城的重要一景,祭祀瞻仰者络绎不绝。然而,经过连年战火,孟子游梁祠到了明代已荡然无存。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巡抚方大美捐资三百余金,檄有司鸠工而葺之”,孟子游梁祠才得以在旧址重建,从宋神宗到明神宗,中间跨越了500多年。新建的孟子游梁祠,大殿六楹,中祀孟夫子,左右为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门题曰“仁义”;殿后建讲堂六楹,题曰“性善”;东、西各列号舍十八间以定诸生,使孟子游梁祠达到了“崇贤有仪”和“敬业有所”的双重目的,盛极一时。
不幸的是,重建的新祠和新办的游梁书院于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又被冲进开封城内的黄河洪水所淹没。
今日老开封人有幸所看到的孟子游梁祠已是清康熙年间重建,乾隆年间增修、整修的建筑,祠址是由原来城西南隅迁移到城东北隅的最后旧址。当时,知府朱之瑶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将被黄河水冲毁的孟子游梁祠迁建于新府学明伦堂之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河南巡抚阎兴邦又在开封府文庙之北、贡院之东,重新修建了孟子游梁祠及游梁书院,规模与明代相当。
到了乾隆年间,孟子游梁祠又增修了一些建筑。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开封再次遭遇黄河泛滥的灾难,孟子游梁祠被严重毁损。到了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河南巡抚钱鼎于祠东重建了游梁书院。此时,整个孟子游梁祠占地庞大,气势恢宏,面朝南,共3个大门,门楣上方悬有一张长方形竖匾,曰“亚圣祠”。
虽然孟子游梁祠这座历经千年的祠堂因岁月的侵袭几经毁损,但作为孟子大梁游说的见证,它是纪念“亚圣”游说列国国内唯一的大型建筑群。在人类文明尚未摆脱愚昧文化的上古时期,孟子在魏国都城大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仁政学说,这是当时人类文明的最强音。孟子游梁祠这一“仁政圣地”向后人播撒仁爱,成为开封厚重历史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存在,也构筑了开封令人骄傲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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