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个自然村落——漷县域内的村名由来
漷县镇现有61个村民委员会，辖有67个自然村落，数量居通州区各乡镇之首。镇内自然聚落的形成都与自然和历史密切相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村名由来纷呈，给今人带来多彩的历史信息，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元代屯田产生的村庄
元世祖忽必烈善于学习汉族封建社会成熟的治国方略和优秀文化，为增强大都地区的经济实力与保持社会稳定，采取了移民屯田政策和加强漕运战略措施，以巩固政权。在柳林（今张家湾镇西永和屯村西）行宫处设置了“营田提举司”，管理大都地区的屯田事宜。选择一些村庄设立负责管理和收集税粮的机构——“务”。“务”的负责人是吏役，或者由地方官指定富户主人负责，这种管理者也称为“府”，税粮储存保管的地方也称作“府”，税粮收集保管的负责人姓氏，就是“务”的具体机构名称。如镇内的梁家务村，元时于此设有管理税粮机构，这个机构负责人姓梁，便称“梁家务”；收集的税粮就储存在附近，这一储粮地方便称“梁家府”。有“务”之处必有“府”，有“府”之处必有“务”，“务”“府”不分，故“梁家务”也称“梁家府”，口头上就简称作“梁务”或“梁府”，说时带有儿化韵。镇内的类似村庄还有“马务”、“马府”。此类村庄的形成和村名到现在已有700余年。
因明初迁民屯田运动而改称的村庄
漷县镇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阶段因不同事物而产生形成了不少村落，其中元代已经以姓氏命名的村庄有“纪家庄”、“翟家庄”和“许家庄”。但是，在明初迁民屯田运动中被改名为“纪家哥庄”、“翟家哥庄”、“许家哥庄”。从山南海北迁来的农民，为站住脚，都与本地已有的村庄大户搞好关系，以求得到帮助和保护，就尊称姓氏庄名中的大户为“某家哥”，称他们的村落为“某家哥庄”，后来渐渐省称为“某哥庄”。然而村庄中的大户有所变化，而迁民所建新庄的人户也在不断变化，就在明末清初之时，又因汉字声调关系而渐改称作“某各庄”，“各”字读轻声。唯元代以曹家定居而名的曹家庄一直未改初名，是此类村庄的个例，后简称作“曹庄”。
明代前期迁民屯田运动产生的村庄
明代初期，因北平地区连续发生元末农民起义和明军征讨残元的战争，农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人口数量大减，经济实力削弱，而元朝残余势力强盛，随时威胁着明朝北部边区的安全。明朝为加强北陲防御力量，一方面派驻大批部队，一方面在洪武、永乐两朝从山西省、北平布政使司等多处人多地少的地方，迁移了5批贫苦农民到北平地区屯垦土地，又从今江苏、浙江、山东等省迁调许多富户到北平地区，来管理那些穷困农民屯种，建立了许多新的村庄。这些新建村庄分为两种，一种为民屯，村中农民全年用七分力量用于耕种，用三分力量用于防御；另一种为军屯，有七分守卫责任，三分耕种责任。漷县地区辽、金、元时期的辽阔水面——延芳淀、飞放泊被多次洪水淤为低洼荒地，是明朝前期5次迁民的重点屯种区域，逐渐形成村落，民屯村称“某家新庄”，军屯村称“某家营”。镇内的“李辛庄”是民屯庄，初名“李家新庄”，渐简称作“李新庄”，以明初南方富户李姓一家迁此管理屯种而所建新村故名。清乾隆间，因“新”字避讳皇室宗姓“爱新觉罗”中“新”字，又因古代“新”与“辛”在新旧意义上通用，故改写成“李辛庄”。另一个军屯村称“吴家营”，以南方富户吴姓一家迁到此处管理营田而所建村故名，后简称作“吴营”。
镇内还有两个村庄与明朝前期屯田有关，即“军屯”与“军庄”二村，但非上述迁民所建。明初兵部设在通州城中有5卫军队，有通州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定边卫和神武卫，每卫5500官兵，设指挥使一人为卫长官，下有千户、百户编制。这些军队机关设在城中，但每卫官兵多在通州辖域内农村屯田，既训练又种田，打起仗来上战场，战争结束又种田训练。这些军训和屯田之处渐成村落，有的称前营、后营、西营、北营、东营等，而漷县镇内的这两座村庄的名称就直接以屯田性质而称作“军屯”“军庄”了。算起来，上述这类村庄的形成和村名距今已近680年了。
清朝初期“圈地”政策形成的村庄
清朝顺治元年，定都北京。清政府为了巩固政权，稳定根基，笼络八旗官兵，牢固南下灭明的后方基地，开始大规模推行“圈地”政策，将北京城周围500里以内的无主荒田丈量后分配给八旗官兵，实际上是生夺硬抢，强占了不可计数的汉族有主耕地，有些势力强者为抢占土地甚至实行“跑马占地”办法，夺占田土。到康熙八年，共进行了3次圈地行动，共圈占了17万顷田土，新建了许许多多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兵庄田。为了补充满族八旗官兵队伍，清政府还强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统治阶级。也有不少汉族地主为寻求政治上庇护，主动带地投靠满族上层，成为汉族八旗。通州地区本来是满族正白旗官兵圈占的地盘，因地势平坦，水源丰富，土地肥沃，距离京城近便，满族正黄旗官兵也不管划分规定，争相圈占。故此，通州域内田地几乎全被变成旗地。上面两旗某一官兵夺占一片耕地后，就雇佣汉族农民耕种，或租与汉族农民。这些受雇农民生产吃住在占地范围内，便在占地内建造场房，逐渐形成村落，某官兵就成为这一庄田的庄头，庄头派管家管理，就以庄头的姓氏称这一村落为“某家庄”、“某家园”、“某家场”。此类村庄因圈地政策产生，在通州地区共创建了176座整庄子。通州人喜欢把村名简化，村名中的“家”字逐渐省略，由三字名变为两字名，比如漷县镇域内的“张庄”，始称“张家庄”，其他如罗庄、边槐庄、柏庄、侯黄庄、龙庄、马庄、凌庄、三黄庄、毛庄、沈庄、高庄、苏庄、郭庄、丁庄等16座村落名称均源于此。这些村庄的形成和名称距今已经有340余年了。
因运河产生的村庄
镇域内有两条古河道，沿镇界而流的为大运河，穿境而流的是港沟河。因土质疏松，雨多时河水泛滥，经常冲决堤岸，造成灾害。为保护两岸田园村庄和保障漕运，堵口、护岸、筑堤是常事，需要就近迅速提供木桩和树枝。如此，从明代开始，就由工部派遣吏役在河道容易决口处附近栽植树木，以便应急使用。管理树木的吏役没有俸禄，但朝廷拨给其一块耕地，让其经营，收入归己。其将耕地租给农民耕种，渐在林边形成一座村落，就以吏役姓氏为村名了。沿运河的“儒家林”、“萧家林”、“陈家桁”诸村就是以管理所栽树木的吏役而命名的。北方榆树木质坚硬不易腐朽，故栽种较多。镇内的“榆林庄”则是以所栽种的榆树而命名的。根据此类村庄的形成，最初应该也称作“某家林”，可能是因为大运河右岸只有这处一片榆树林，或者因为这处的榆树林大而有名，故产生了村名的变化。
筑堤以防河水冲出河床而带来灾难或影响国家漕运要务。明代，工部在防汛期间，在河道易决之处设置机构，驻防兵丁或吏役，昼夜看护堤防。防汛机构分段负责管理修护河堤，机构附近渐成村庄，就以护堤役姓氏命名为“某家堤”。镇内的“杨家堤”村是以明代护堤吏役杨景芳所护河堤而命名，“马家堤”村是以马姓吏役护堤命名，后简称作“杨堤”、“马堤”。河堤随河道而弯弯曲曲，古代把这种狭长的河堤雅称为“楼”。我国秦汉时《尔雅》一书，就载称“四方而高者曰台，陕而修曲者曰楼”，形成聚落后就以吏役姓氏所护堤段而名为“某家楼”，镇内的“王家楼”村就是以王姓吏役护理港沟河堤而名，后简称作“王楼”。护堤吏役也同样没有俸禄，拨给耕地为酬。地租给农民，渐成村庄，就以护堤吏役姓氏命为村名，称“某家堤”、“某家楼”了，再渐渐简称为“某堤”、“某楼”的村名了。
镇内马头村是因运河码头而名。此村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到汉代成为较大村落了，有战国墓葬与大型汉墓群作证，但称作何名，早已湮没。金代开辟潞河进行漕运以后，因此处有一片大浅滩，在浅滩下游处就自然形成码头，南来各种货物于此上岸销售，今通州区和大兴区南部区域及廊坊北部区域的大量商户当年就从这里购销商品，故此处极为繁闹，日日为集。原有村名消逝，而以运河码头而名“马头”。元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指出：“附河岸筑土植木夹之至水次，以便兵马入船，谓之马头。”后来一般写作码头。古传歇后语“马头集——常市，乃是地地道道的镇域文化。而今，此处运河码头遗址尚在。
与京津间古代大道相关的村庄和村名
古代，在今北京、天津间有一条大道，基本与京津公路的走向一致，究竟始于何代，尚未可知，但晓得在元朝实行海运和京杭大运河形成后，这条古道越加繁忙了。于是，因这条古道产生了一些村庄和村名。镇内的小马头、两家店、石槽、大柳树、前尖平、后尖平等都与这条古道有关。
都是清末有人家在京津大道右侧开有旅店而渐成小村。前者距运河码头——马头村很近，也享用马头声誉而名马头，因聚落比马头村小得很多，故称小马头；后者则以始有两家开店故得名，是因为开店的两户人家服务得到来往旅客称赞，约定俗成，就送给这座小村一个直白而好记易传的名称。
在元代以前已经形成，但不称石槽，称呼此名是明代在京津大道右侧创建关帝庙后才始。道教为适应过往客人心理需求，在道旁建关帝庙一座，主奉三国蜀大将关羽，民间将关羽奉为财神，又赞他重感情、讲义气，因此大受崇拜。道士为满足南来北往车辆需要，使香火更盛，便在庙前放置多个石槽，且凿井可以汲水，供牲畜喂草饮水，因而闻名遐迩，遂以石槽代称原来村名。
形成于明代，清代以前本为一村。京津大道上商贾行旅络绎不绝，常在途中小憩时吃一些饭，喝一点水，这种现象称“打尖”，也简称为“尖”。乡人在路旁设置简易的席棚小饭馆、小茶馆，供行人饮食歇脚。古代“平”字含有“席”的意思，因此，“尖平”就是途中供打尖的席棚子。因这里的席棚饭、茶馆公平合理，热情周到，过往行人都愿意在此打尖，形成村落后，因这里尖平有名，故以此而为村名。明朝后期，村中出了个都司，姓聂，人称聂都司，是一省的最高的军事长官，是当地一名很不平凡的官员，因此，曾把村名改称为“仙人庄”，古代把神采出众而不平凡的人称为“仙人”。聂都司死后，就葬在家乡的大道旁边，但后来聂姓家族再未出名人，聂都司声望渐渐泯灭，村名又恢复了起初的称呼。民国间称作尖平庄前街、后街。通州解放后分称前街为前尖平，后街为后尖平。
以京津大道旁粗大柳树而名。古代习俗多在大道两旁栽植树木，一为美化道路环境，一为过往行人树荫下乘凉歇息，一为确定道路公产，禁止私人侵占。因柳树易植易活，且春天泛绿早，秋天落叶晚，故路边多植柳树。但柳树易老易枯，故古道旁遗留下的柳树极少。但是也有特殊情况，使个别道旁柳树遗留下来，大柳树村的大柳树就是其中一例。明永乐间，迁调江南大户李氏一家至此管理屯田而建有李辛庄，又接受朝廷规定农户养马任务，在大柳树附近领养官马，渐成一村，遂以大柳树而定村名。据清代《漷阴志略》载，当时此一柳树“为近京师第一巨树， 后为大风所折，闻乾隆中尚存空一截，儿童戏匿其中，十余人尚绰有余，则其垂阴时可以想见矣”。此树于民国二十四年尚存，无人记忆其绝灭时间。京津大道唯一幸存之古柳虽然绝迹，但是以大柳树命名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以朝廷设“厂”而形成的村庄
明朝，工部在通州城中设有工部分司，以郎中这一中高级官员负责分司事务，管理工部设在通州区域内的皇木厂、花板石厂、砖厂、席厂、马厂、碱厂、瓜厂、袋厂、窑厂、柴厂、草厂等，为京城建筑、漕运的各个机构服务。分散在各处的这些机构，都设有专门官吏职掌。在长期的生产、制作和管理过程中，有的机构附近形成了聚落，则以这个机构的名称作了村落的名称，有的没有形成村落就在历史中消失了。镇内的草厂村、黄厂铺村，都与朝廷工部设的“厂”有关。
镇内的黄厂铺与草厂村，都与朝廷设在这里的马厂相关。明代，为以骑兵对抗残元势力，朝廷在长城关口处用茶、盐等产品和蒙古换得大批马匹，到北京郊区放养，还在京郊自繁自养众多马匹，以备兵部选用。此外，每年朝鲜也向明廷贡献马匹，过鸭绿江，穿山海关，沿蓟襄古道至通州，交与设在东坝的司马监官员接收，然后分散到各个养马厂或养马农户中去喂养。为此，通州域内设了多处养马厂，镇内的黄厂铺就是其中的一处。黄厂铺因黄厂村设有邮铺故名，但黄厂是因养马而名。古代黄色带赤的马称黄，马种优良，善于奔驰，这里放养的马都是这种良马，因而名黄厂。通州设了众多马厂，冬春之季要备足大批干草，以备喂马。因此在低洼易涝的大面积荒地处设立草厂，收储马草。辽金时期，今草厂村及其周围为延芳淀水面，元代因河水泛滥，卷带大量泥沙将此处淀泊淤为低洼草地，明初于此设草厂，以备冬春供应养马厂所需，渐成村后就以草厂而名。
镇内最早的村名
我国在三国时期才出现“村”字，表示在聚落周围栽植众多树木，并成为地名通用字。在此之前村名通用字是“邨”，是聚居在一起的意思。虽然“庄”字已在先秦时代出现，但不用在地名上，我国宋代以后，“庄”字才成为地名常用字，常常代替“村”、“邨”二字。但是地名形成后，不是特殊情况，一般沿袭使用。“村”字尾的村名带来的信息是在宋朝以前的村名。根据汉代“霍村”的可靠文献记载，再依据镇内东鲁村西口外发现的汉墓群，可知在汉代东鲁村已经成村了。结合“霍村”的村名规律断定，鲁村和镇内的“田村”，也都是汉代村名，均以姓氏而名。不过，鲁村后来又分出两个鲁村，位于西、中，故分称东、中、西鲁村。清代，中鲁村并入东鲁村。中、西鲁村形成较晚，但也不晚于元代。还有一说是，明时因元丞相脱脱封地在此，而建三村，蔑称作东、中、西“虏”村，后依同音而改鲁村。可见，镇域内有4座村庄的名称产生于汉后宋前，居于全区村名出现时间的前列，并保持至今。
“屯”字尾村名不同内涵
镇内“屯”字尾的村庄名称有军屯、小屯、南屯和徐官屯，其中军屯前已述及，此处再介绍其余3座村庄。
是明初蒙古族人聚居之处而形成的村庄。明洪武元年，明军将元朝统治者赶出北京，赶出长城。但是，蒙古族百姓在北京地区生活已经习惯，气候和其他地理环境比蒙古地区都优越，他们不愿再回到蒙古草原，就纷纷投降明朝。这些降众被集中安置在京郊四野，一边耕种，一边放牧，形成村庄后就被蔑称为“鞑子小营”，颇具歧视之意。因为在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把本朝人分为四等，一等为蒙古族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汉人，四等是江南汉人——南人。明初，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降人鄙称作小人，此等村落便称作“小营”或“小屯”。
村名中的“屯”字不是屯田的意思，是指聚居一起，也是地名常用字。明代中后期，政府腐败，官员贪婪，土地高度集中，朝廷在北京地区赐建了许多皇庄、官庄。此处是某徐姓官员的封田，由其派管家在此管理、耕种与收租，形成村落后便以庄田主人姓氏和庄田性质而名为徐官屯。
即南村，无屯田义。是清初觅子店村富人在自家地边建立新村，因位于觅子店村南而名。
其他村庄
此类村庄形成和村名由来不合上述规律，在此分别简述。
村名中“元”字为“大”义，非作姓氏解，元至元间，元世祖统一了中国，为控制西南少数民族不反朝廷，强迫云南不兰奚、火者、黑瓦木丁、大化等族人户，迁到大都附近屯田。由大化族人户在通州区域内屯田建村的有4座村庄，即今张家湾镇内的南大化、北大化和漷县镇内的前、后元化，位于南面的大化人村落称前元化，而位于北面的称后元化。
明代成村。成化十三年，南京刑部尚书、当地人董方退休。他在家乡“绿野营”之处赋诗撰文，主修《漷县志》，许多远近士子常来拜访，这里成为崇尚品德、有学识的儒士聚集之地。“武”作“士”义，指儒士，古代知识分子的通称。形成村落后便以“尚武集”而名。旧时，“上”与“尚”在崇尚意义上通用，故也曾称“上武集”。
古代“觅”读作“”，至今老年人仍读此音。金代以前已成村。村中建有一座观音寺，主祀送子观音像，因有两株银杏树著名，又俗称白果寺。在封建社会，因孔孟之道影响很大，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都以无子不能传后而为不孝之一。故此远近男妇都到这里祈祷送子观音菩萨保佑他们生子，一年四季，这里香火极盛。因而村民开设店铺，提供远处求子者食宿，渐成村落，便以店铺为来庙求子者开设故名觅子店。“觅”是“求取”之意。
以吉祥语而名，从出土的辽代墓志铭序文中，可知东定安于辽代已成村，初称定安里，是农村基层政权机构所在地。明时，这里不再是“里”级基层政权组织所在地，不能再称“里”，便称定安。清代，村中富户在村西自家地边创建一村，仍以吉祥语而名西定安，遂有东、西定安之称。
因乾隆舅父穆怀古墓立此而名。据知情村民言，清代穆怀古死后葬此，并由家奴至此看坟，管理耕种墓周田地，渐成村落，便以所葬官员姓氏之坟墓而名。
元明时期，通州域内有许多佛寺，地方政府为加强管理这些寺庙，在政府内设有“僧录司”，从域内拨给该司一定数量的地亩，让他们管理使用。该司僧人将所播地亩雇农民耕种，或由僧人耕种，收入归此司所有和支配。渐成村落，便以僧录司地产庄田而名寺庄，因今宋庄镇内也有一座如此产生的村庄，位于北而称北寺庄。今漷县镇域内此处位于通州东部，故名东寺庄。
原名六合村，清代末期已成村，但无村名，为马家务附属村。民国初，以郝、安、李、马、周、吴等六姓定居一处，以姓氏定名不能统一，遂以六姓合为一村而名六合村。1989年整顿全区地名时，为与北面宋庄镇内的六合村相区别而称南六合村。
以耕地之名而称。清末民初成村，以大香仪村中富户在村北地块上建村故名。
明初，从四处征调随军讨伐残元势力的民夫，不愿回到穷乡僻壤，便被指定到京畿某地进行垦荒种田，形成村落，便以带领垦种的头目姓氏称作“某家垡”，“垡”是耕地之义。带领民夫在这里垦种的头目姓黄，故名“黄家垡”。明末，黄家垡中富户于村东另建新村，仍称原名，遂分称东、西黄家垡，后简称东、西黄垡。
明初迁民所建村。迁民潘、黄二姓来此屯垦耕种，本非同乡，但相处亲热，彼此相善，团结相助，故取吉祥语“香仪”二字为村名，表示永远要友好下去。“香”：亲热；“仪”：善。曾名“香邑”，意指相亲相好的小村子。还有一种由来，也很实际，说古时此村曾有造酒作坊“烧锅”，所造酒特别香，远近闻名，文人墨客就以古诗句中“香蚁”来夸赞这里的酒。“香”是指酒味芳香，“蚁”是指酒中浮着的糟屑如蚂蚁。“香蚁”就是指泛出香味的酒。于是以酒香村名为“香蚁”。《说文解字》解“仪”与“蚁”同为仄声，遂用“仪”代“蚁”，成为“香仪”。清代，村中富户在村西自家地块另建一村，仍称“香仪”，遂有大小香仪之分。
以县城所在地而名。汉代已成村，称霍村，以霍姓建村而名。辽时发展为镇，以位于漷河之南而改称漷阴镇，太平年间，因“捺钵文化”与保障萧太后运粮河漕运，划出武清县北部区域设置漷阴县，以县城设在漷阴镇故名。元至元十三年，因帝王狩猎需要和保障白河漕运，将此县升置漷州，以漷河而名。明洪武十四年，漷州降称漷县。清顺治十六年，漷县省并通州，成为通州直辖区，漷县作为县级机构消失，而成为村镇。
明代由迁民所建。初名“南垟”，“垟”，指田地，多用于地名，南方某大户迁来漷县，在港沟河西畔同时开垦两大块荒地，一南一北，分称地名为“南垟”、“北垟”，年长日久，两块地上各形成小村，便以地块名称作为村名。古时山之南，水之北为阳，而山之东，水之西也为阳，“南垟”、“北垟”俱在港沟河西岸，便脱离地块名称含义，分别改称“南阳”、“北阳”。清代，一次大雨，潞河与港沟河同时泛滥交冲，将北阳村冲毁，幸存者迁居南阳。
唐代已成村，辽代以堤和寺而名。隋大业四年（608），为巩固统一征讨辽东而开凿永济渠，两岸筑堤，责成当地农民护堤，遂在左岸河堤之外，逐渐形成两座村庄，一南一北，便以所护堤防位置分称为南堤村、北堤村。辽代帝后好佛喜猎，佛教僧侣便迎合帝后而在北堤村建有一座大安寺，便于帝后来延芳淀游猎时至此祭祀，且取吉祥语“大安”为寺名。因帝后游幸时常来观拜，故此寺十分著名，渐渐将村名称为北堤寺了。
原名小辛庄，清代成村。阎、康二姓富户从今张家湾镇内大辛庄迁出，在自家地块上建房，此后，村民渐渐形成村落。称“新庄”，“新”与“辛”在古代通用，故亦写作“辛庄”，习俗上因比大辛庄小，故名小辛庄。1981年整顿通县域内地名时，因此村名有3个，此村居中，故改称中辛庄。
明代由迁民建村，以特产蓝草制品故名。迁民至此低洼水足之地，除将开垦之地种植粮食作物外，依地情而广种蓝草，以制作青蓝色染料和中草药靛花，销量很大，著称于世，遂以靛庄为村名。 此村形成因由和时间与前面吴营、李辛庄等村相同，本该在同类性质村庄一起记述，但因该村中间有变化，故单述。在今马驹桥镇内有个周家营（简称周营），而这里的周姓与周营创建者的周姓不同宗，为防混淆，便直接用姓名“周起”而称村名。同时迁至村中的李姓一人有烧窑制砖技术，便在村旁设窑烧砖，以适应迁民建房的需要，所制砖整齐坚固色正，颇受欢迎，远近闻名，因村在砖窑旁边，故改称为“窑上”，“上”乃“旁”、“侧”之义。1981年整顿县内地名时，因有3座村庄同称“窑上”，而复称初名“周起营”。
村落形成原因及时间同吴营、周起营等村，只是此村以吉语而名“长陵营”。“长”有“长远”义，“陵”有“上、升”义，取“永久上升”之义名村。
漷县镇的村名，反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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